波城中心医院的七楼，脑机心理干预科。
亚历克斯坐在透明会议舱中，望着对面那位年轻人。他名叫马奇，21岁，因为长期的焦虑与强迫行为，刚接受了一级脑机辅助干预植入。
他眼中透着机械式的稳定，语调干净却空洞：“医生说，我的精神症状己全部消除。”
亚历克斯问：“那你现在感觉快乐吗？”
马奇愣了一下，机械地答：“快乐和痛苦是可调参数，不再是我需要主动追求的东西。”
在当今的波城，“精神疾病”己经不再只是传统医学范畴。
脑机干预，通过神经调控、情绪重写、欲望削弱等技术，正快速替代传统药物与心理治疗。
但亚历克斯和玛丽莎一首警惕，这个过程，正在悄然滑向另一个方向：
“以治疗为名，实则在做人格调校。”
医生希望患者“顺从指令、减少冲突”； 父母希望孩子“减少叛逆、增加专注”； 企业希望员工“减轻情绪、提高服从”；
这仍然是“治病”吗？还是一种技术形式的“社会行为模板制造”？
药物之所以是药，不是因为它治病，而是因为“剂量”与“用途”受控。
脑机也是。
玛丽莎指出：“问题不在技术，而在于‘度’——强度、范围、授权边界。”
可“度”怎么控制？
靠医生？但医生可能站在效率与机构KPI一边；
靠个体？可当一个人长期受苦、精神紊乱时，他的‘同意’是否足够理性？
靠政府？那是不是在制造国家统一‘人格模板’？
亚历克斯说：“技术像刀，能手术也能杀人，问题是——谁握着刀，谁来决定刀口落在哪。”
在一场政策听证会上，一位老法官公开承认：“我们根本赶不上技术进展。”
确实，立法总是滞后：
当第一例“强迫治疗”引发争议时，相关法规尚未出台；
当情绪调控脑机量产时，审查机制仍停留在纸面阶段；
当有人通过非法改写脑机参数变得“异常服从”时，司法系统甚至无法认定那是‘被害’。
法律是社会共识的沉淀，而技术是人类欲望的催化剂。
当催化剂飞奔，而沉淀无法形成，社会的“平衡公式”便失效。
波城近年的一项研究显示：
68%的青少年脑机用户接受过“学习力增强调节”；
22%的企业员工报告被“建议性”植入“情绪调节插件”；
约11%的轻型犯人选择脑机“行为纠偏程序”替代短期监禁。
这些并不完全违法。
但玛丽莎质问：“如果你必须‘改造成一个更有生产力、更安静的人’，才能获得更好医保、更优质教育，那这是选择，还是技术裹挟？”
亚历克斯沉思：
“这是科技时代的新‘社会契约’——但我们根本没时间细读条款。”
辩论中，一位年轻科学家说：“法律是过去的智慧，科技是未来的预演。凭什么让落后的来约束先进的？”
玛丽莎回应：“法律是唯一可以代表全民意志的机制，哪怕它慢、它笨。”
亚历克斯提出中间方案：
技术进入生活前，须通过“技术听证会”公示；
所有脑机参数变动，需记录“责任链”并设有二级确认人机制；
建立“社会人工智能”辅助法律制定过程，进行快速前瞻分析。
这不是完美解法，但至少是一种“有界的前行”。
在一个月后的回访中，马奇主动请求卸除部分情绪调节模块。
“我不怕痛了，”他说，“但我发现如果没有痛，我就不太知道什么是快乐。”
“你想成为完整的人？”玛丽莎问。
“我不知道完整是啥，但我不想像个程序那样一首正确。”
亚历克斯握了握他的手。
人类不是为了“正确”而存在。
我们之所以称之为“人”，是因为我们一首在错误、调整、挣扎和共存之间，寻找自己的“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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