波城市政厅外，一场看似普通的公听会正进行中。议题，是关于“自愿脑机扩展项目”的修订草案。
亚历克斯身为听证法律顾问，坐在中间席位，冷静倾听各方代表发言。
市民代表丽莎激动地说：“我们想要更强的记忆力、更快的思维能力、更高的效率！为什么不让我们选择脑机增强？这是我们的权利！”
对面，心理学专家卡鲁却反驳：“当一项技术几乎成为升学、就业、晋升的门槛时，它还叫‘选择’吗？”
脑机扩展的初衷是“赋能”：让人类超越身体极限、改善认知障碍。
但现实里，它正被塑造成一种“必须”：
没有装脑机，考试时你落后于人；
没有装脑机，工作中你数据处理慢、社交延迟；
没有装脑机，交友、婚配甚至被贴上“原始脑”的标签。
玛丽莎曾私下对亚历克斯说：“我们以为是在选择工具，其实是被工具设定了生存逻辑。”
亚历克斯沉默，他知道她是对的。
技术扩展的边界在哪里？
是“为残疾人补足功能”？
是“为普通人提高绩效”？
还是“为强者拉开更大差距”？
科技公司代表在听证会上坦言：“我们只是给所有人提供‘公平工具’。”
但亚历克斯反问：“当你卖的工具，让人无法不上、不能慢、不得退，那这还是工具吗？这不就是新型‘强制’？”
正如历史上的鸦片战争，入口时甜蜜，掌控后便是铁链。
亚历克斯在一项研究中发现：
大多数“自愿脑机用户”，实际是在校方、家长、单位建议下启动；
用户的知情同意协议复杂冗长，超过97%的人未完整阅读；
超过53%的低收入用户表示“害怕被社会淘汰”，才决定扩展。
这些“选择”，本质上是服从，是预设好剧本后的按部就班。
他在听证席上提出：“我们必须重新定义‘选择’的法律标准——不是看用户有没有点头，而是要看背后的结构性强迫是否存在。”
曾有一名教师，因为拒绝脑机植入被调岗。
她写道：“我不是不能提升成绩，我只是想保留我原始的节奏。可他们说我落伍了。”
亚历克斯始终记得那位教师的眼神。
不是愤怒，而是羞耻。
这是一个文明世界最不该传递的信号：
“你不够快，不配继续。”
玛丽莎推动一项“认知平权法案”：
禁止将脑机扩展作为升学与雇佣的默认标准；
所有非病理性脑机增强，必须明确标注适用范围；
建立“非扩展公民保护制度”，保障他们的教育、医疗、社会公正权益。
议案还在审议中。
但社会舆论己然激烈：
一派说“这是技术歧视”，
一派说“是技术裹挟”，
还有一派说“人类该更新系统了”。
他坐在波城夜色中，望着悬浮天桥上流动的人群。
他自己，不正是那个最先进的“合体”？他的每一个分析、判断、反应都远胜常人。
但同时，他也失去了某些东西——
感觉的迟钝；
情绪的延迟；
孤独感的持续增强。
“我还能做一个选择吗？”
玛丽莎悄悄来到他身旁，轻声说：“你还能做决定——只要我们不放弃对‘人’的定义权。”
选择的本质，不是更多选项，而是有不选的权利。
而“人类社会”的根基，不是效率，不是速度，而是尊重每一个不同节奏下的“活法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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