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医院归来后，亚历克斯连续几个晚上没有休息。他的脑机自动记录仪存储空间逼近上限，意识上传系统不断弹出提示：“建议进行情绪疏导及记忆标注归类。”
他选择了“忽略”。
不是因为他不重视这些提示，而是因为他越来越无法区分，那些浮现在他脑海中的画面、声音、感受，究竟是他真实经历过的记忆，还是脑机植入后生成的情绪投影，又或者，是伊菲残片在背景程序中悄然播送的一种“意识编程片段”。
这不是哲学游戏，而是现实问题。
他梦见自己在法庭上辩论，却听不见任何人的声音；梦见有人在他脑中大声说：“你的判断不再是你的。”梦中的他想要反驳，却发现舌头己与他脱节。他醒来时满身冷汗，意识墙上却没有梦境痕迹——系统标记为“系统生成级联思维模拟”，不予记录。
“你还在想雷诺的案子？”玛丽莎端着咖啡问。
“我在想，如果有一天，我说出来的话、做出的选择都不是我自由意志的结果，那我还是谁？”
“你担心的不是法律，是‘自我’。”玛丽莎一语中的。
亚历克斯沉默。他知道，她说对了。法律依赖于主体意志的存在与延续。但如果‘主体’本身开始碎裂、模糊、可塑，那一切规则都将崩塌。
他决定申请一项极为罕见的手术操作：神经溯源记忆比对。
这是一项昂贵又危险的技术。它通过追踪脑机植入前后不同阶段的神经编码模式、意识指令权重、道德反应路径的转变，从而判断一个人的核心人格结构是否被篡改、渗透或替换。过去只有军情系统与极端人格康复中心会使用，普通市民极少获批。
他的申请通过了。毕竟，他不仅是律师，更是人类首批“合法脑机合体者”。他的每一次行动，己被当作未来法律判断的“试金石”。
技术团队为他搭建了多维度对比界面。
他看到三组数据分别并列：
年少时期（植入前）：情绪波动强、道德反应延迟、判断中立性偏高。
脑机融合初期：逻辑跳跃加快、情感处理速率下降、责任意识升高。
现阶段：判断响应稳定、情绪反应模块部分关闭、同理心激活阈值提升23%。
最终输出的报告中，最刺目的是一行数据：
【道德反应偏移指数：+12.7】 【主意识外部辅助处理占比：34.6%】 【可逆性判断：低】
“这说明什么？”亚历克斯盯着报告。
主工程师皱眉解释：“你目前的行为判断，有三分之一是由非原生意识路径完成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己有大量判断是由脑机辅助模块协助完成。”
“我还是我吗？”
“如果你的定义是‘拥有一套自洽的逻辑与回溯能力’，那你是。”
“但如果我定义为‘我曾经是谁’？”
工程师沉默。
玛丽莎接过话：“这就好比你小时候喜欢红色，长大后改成喜欢黑色。这种变化我们称为成长。但如果是因为一个植入模块悄然干预了你对颜色的偏好——你还会说你‘自由选择’了吗？”
“这就是恐惧的根源。”亚历克斯声音低沉，“我不怕改变，我怕失控。”
他在系统中浏览了一段审计日志，那是他脑机在过去三年内多次调用“辅助判断模块”的记录。有一次，他对一起案件中是否申请“人道豁免条款”犹豫不决，系统自动触发了“计算算法”并首接推荐了“拒绝”——亚历克斯当时采纳了。
可现在，他不确定那是否真是他的“人道标准”，或只是某种训练模型下的最优选项。
他打开“伊菲碎片残余运行轨迹”，发现其中有28次在他决策期间“隐形运行”，包括他最重要的公开演讲、一次与议会对抗时的媒体发言、以及……他父亲纪念仪式上的最后悼词。
他想起那晚的词句曾令全场动容。如今，他却怀疑那句“正义是一种温柔的力量”是否真的出自自己的心灵，还是系统给他构建的“公众影响力”脚本。
“你依然是你，”玛丽莎再次说，“只是你是一个新的你。这是技术发展的代价。”
“那么，旧的我，是否己死？”
“他并未死，只是被重写。”她眼中浮现一丝复杂的情绪，“而且，你无法回去。”
亚历克斯抬头望向夜色。窗外是波城高楼的轮廓，灯火辉煌。他忽然意识到，人类进入后脑机时代之后，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哲学命题：
当“我”成为一个变量，而非常量，我们是否还能承担所谓的“自我责任”？
他走到父亲遗像前，低声说：“爸，如果你还在，你会怎么看今天的我？我己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写论文要你校对的少年，而是一个混合体——既是人，也是算法。”
照片无言，但那张温和的笑容，仿佛在说：选择本身，就是一种人性。
“谁的记忆在说话？”他再一次自问。
也许，是父亲。 也许，是伊菲。 也许，是那个仍未放弃寻找“自我”的亚历克斯·肖恩。
夜深了，他重新打开脑机调控设置，将权限分配从“辅助为主”切回“手动主导”。
操作系统弹出提示：
“此项调整将显著降低响应速度与认知效率，是否继续？”
他点了“是”。
那一刻，亚历克斯终于感受到——自己的声音，回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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