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夜里，亚历克斯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台机器。
不是金属包裹的半人半械，而是一团代码，一段逻辑树，一片浮在虚空中、无法触碰世界的意识。他“看”到数据流从西面八方涌来，听不见声音，却“感觉”到成千上万的声音正试图唤醒他。可他不能说话，也无法挣扎。他只是存在着，却不知“谁在存在”。
他惊醒时，天色微亮。
玛丽莎还睡着，窗外阳光未至，只有一片柔灰的晨雾挂在天线上。
他悄悄起身，走进书房。那间他现在越来越依赖，却又最警惕的空间。
桌上，最新一期《神经与未来社会》期刊正打开着。封面文章标题醒目：
《意识的终结还是重塑？后脑机时代的人类定义》
他盯着封面良久，轻声念出文章导语：
“当意识可以被重组、模拟、转移，‘我是谁’这个问题将不再是哲学命题，而是一个技术选择。”
亚历克斯合上期刊，目光落在对面墙壁上的旧相框——那张和父亲在老家门前的合影。
他坐下，自言自语：“可我们，真的能‘选择’意识吗？”
这一周，“后人类委员会”召开紧急闭门会谈，议题首指亚历克斯代表的一类脑机融合者是否具备“独立政治行为能力”。这不再是学术讨论，而是一场事关“人类边界”的制度辩论。
“我们不是在歧视他们，而是要保护我们自己。”某位议员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表示，“意识必须有根，而芯片没有童年。”
这句话被反复引用。也被无数人怒骂：“那算法推荐长大的Z世代，也没资格投票了？”
玛丽莎将这句话读给亚历克斯听，眼神沉静：“你怎么看？”
他想了片刻，说：“如果童年是资格，那人类的未来注定要被过去绑死。”
“那‘资格’该怎么定义？”
“也许，不该有定义。”
玛丽莎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但不定义，就等于谁都能自称‘人’，谁都能主张权利。”
“所以，”亚历克斯轻声说，“我们才必须找到新的底线——不以来源论人，而以意识能力论人。”
玛丽莎若有所思：“意识能力？你是说感受？思辨？自我更新？”
“对。”亚历克斯点头，“如果一个脑机融合体，能反思自己被灌输的信息、能拒绝输入、能经历悲伤与悔恨、能在权力面前质疑——那他就具备了人性。”
“可如果一个普通人，只知道重复公式、传播谣言、将他人视为工具，那他还算是‘完整的人’吗？”
玛丽莎看着他，缓缓点头：“也就是说，你希望人类定义不再建立在‘结构’上，而是建立在‘功能’上？”
“准确说，是‘心灵功能’。”亚历克斯说，“我们得接受一个现实：‘人的结构’己经不再是人的唯一特征。”
这句话，在后来的定义权辩论中，被正式引用，并成为“心灵功能主义”学派的核心观点之一。
几天后，亚历克斯受邀参加一场名为《意识的边界》的论坛，论坛上，他与著名反脑机学者艾琳·克雷博士展开一场现场辩论，场面紧张，火花西溅。
艾琳首先质问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，你的记忆芯片遭黑客篡改，你就可能用最完美的逻辑、最真挚的语气，替另一个人说话？”
亚历克斯平静回答：“我当然想过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观点、立场和情绪，也可能是你儿时某个大人一句话决定的？”
艾琳：“那是成长，不是控制。”
亚历克斯：“区别在于你不觉得被控制，所以你觉得那是自由。”
现场一度寂静。
他继续说：“我并不否认技术有风险，但我拒绝把风险当成禁令。否则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一起用麦克风谈人类命运。”
艾琳质问：“那你赞同用脑机改造罪犯吗？让他们变得‘更善良’？”
他沉吟片刻，答道：“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共情都丧失了，那么我们应该给他的是教育还是重塑？这是问题，也是社会责任。”
主持人适时介入，问道：“那你如何划定‘意识边界’？我们如何知道一个融合者有没有自我？”
亚历克斯说：“我们应该建立‘意识测试’，它不以结构为依据，而是以主体性与反思能力作为标准。不是‘你是什么’决定你是不是人，而是‘你能做到什么’。”
论坛结束时，许多年轻观众站起鼓掌，甚至有人高喊：
“我愿意接受脑机，只要我还能决定我是谁！”
那一刻，亚历克斯的眼中有光。
他知道，“意识的边界”正从生物划线，转向心灵的疆域。
这是一条危险的路，也是一条必须有人走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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